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90年前，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序幕。自那时起，在滚滚的革命洪流里、在烈烈的战火硝烟中，涌现出了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军队统帅和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们指挥和领导这支人民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使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国家博物馆特精选300余件套馆藏文献、实物、历史照片、美术作品等，举办“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集中展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为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新中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他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年代，缔造了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说：“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通过此次展览，让大家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艰苦革命岁月，不忘初心，不忘革命先烈。让我们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和鼓舞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进。
《反投降提纲》
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抗战期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河北、山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磨擦事件。针对国民党日益滋长的反共投降倾向，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目前形势的特点。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二）抗战的前途。毛泽东认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三）当前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并强调“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该展品即为当时报告的提纲。
《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刊登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共分九部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驳资产阶级专政”“驳左倾空谈主义”“驳顽固派”。文章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国前途的种种谬论，澄清了党内外某些人的糊涂思想，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该书为国民社出版出版的单行本。
《论解放区战场》
《论解放区战场》是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报告共分“抗战八年”、“论解放区战场”、“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今后的军事任务”四部分。在“抗战八年”中朱德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在“论解放区战场”中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里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是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做了详细的阐述；在“今后的军事任务”中指出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该书为李公仆收藏的新华书店出版的单行本。
《战士月刊》
该书无封面，封底印有“本刊非卖品”五字，第39页印有“师政治部关于《战士月刊》的决定。”疑为《战士月刊》其中一期。《战士月刊》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印，是干部业务学习主要材料之一，其读者对象是一一五师的中高层干部，一般的干部和战士很难看到，发行量极少。该书刊载的罗荣桓著《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是其中的一篇，写于1942年罗荣桓在山东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期间。当时有的同志错误的认为敌后抗日军队的指导原则应该逐渐转为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罗荣桓经过缜密的分析后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方针。书中还载有《在敌后攻碉堡战术之研究》、《海陵反蚕食战役总结》、《四五六月的敌伪军工作》等文章。
《最活跃的抗战游击队》
该书由战时出版社出版，为战时小丛刊之二十六。内有十五篇文章：1、斯诺著，白桦译《红军小史》；2、毛泽东著《红军的诞生》；3毛泽东著《从“围剿”到长征》；4、幽谷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5、刚著《抗战情绪高涨中的红区》；6、《红军改编第八路军的经过》；7、王首道著《第八路军出动抗日》；8、定一著《第八路军上前线去》；9、《第八路军大战平型关》；10、王家祥著《第八路军的胜利与抗战的光明前途》；11、《第八路军的几个重要人物》；12、大美晚报的《史沫特莱谈八路军游击战绩》；13、解放著《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14、解放著《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15、上海人报的《史沫特莱再谈八路军游击战绩》。该书系统全面的介绍了红军从诞生到长征，再改编成为第八路军的整个过程，介绍了第八路军的辉煌战绩、核心人物以及外国记者对八路军游击战绩的评价。
朱德写的《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手稿
1935年6月，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上旬，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然而，张国焘却有意抗拒中央的北上方针，强令部队南下。朱德一方面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指挥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10月，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先后下达《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别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等地，击溃杨森、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等四川地方军阀势力。
在战役发起前和进行中，朱德认真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撰写了多篇文章对红军的战略战术进行指导，这篇《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就是其中的一篇，钢笔字迹虽然有些潦草，但字里行间可见朱德对战役可能遇到的每个细节都做了安排。
文中指出：在隘路攻击时，先头部队要选战斗力强、火力强的；要以小部队对敌人迂回包围，不宜用正面攻击；要注意用侧击、截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乘胜夺取要点和城市；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派部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则可绕路袭取敌后；敌人退却时，要派部队跟踪追击或截击，等等。朱德撰写的这些文章是其作为军事家的个人指挥才能的最好体现和反映，对指导南下红军的作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布告
红七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由邓斌（即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9年夏，邓小平化名邓斌，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当年12月和次年2月，同张云逸等人先后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张云逸任军长，龚楚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春，红七军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向外游击战争，同年秋，奉命北上。此后部队主力转战于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辛，行程6000余公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每到一地，都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书写标语、张贴布告。这张布告就是红七军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向民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主张所使用的。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一路辗转进入贵州境内。这里居住着苗、瑶、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造谣，再加上环境较为闭塞，地区文化、经济相对较为落后，不少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有误解，纷纷躲避、隐藏。
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阐明红军的行动方向及要实现的目标，让广大群众认识、了解，进而帮助、加入共产党和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要求部队做好宣传工作。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入城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印制、张贴布告、标语，开展宣传工作。
这张布告就是当时印制的。它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首列标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末列年款“公历一九三五年一月 日”、署名“代主任李富春”，均为楷书、大字。年款处加盖了刻有麦穗标记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朱文圆印。正文4段、20列，共444个字，楷书、小字。布告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待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白军士兵的各项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与任务；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自动打土豪分田地”“收缴一切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踊跃“报名当红军”等等。
1935年4月，红军来到一个只有20余户布依族人家的小山村。由于听信谣言，村民都躲到深山之中，只剩下一位50多岁的老人。在与红军战士们聊天中，老人逐渐消除了恐惧，主动帮助红军张贴这些布告，还向躲在深山中的村民宣传红军。
红军离开村子后，老人悄悄把这张布告揭下藏在家中。同村的地主和国民党地方军阀得知此事后，多次上门搜找，逼他交出布告，并以杀头相威胁，但老人始终守口如瓶。几经周折，老人终于将这张布告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老人把它捐赠给当地政府。1959年4月，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将其拨交我馆。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凉山的彝族聚居区。中革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率先北上为红军开路。
为了让当地彝族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党的民族政策，中革军委决定印制《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用于沿途开展宣传工作。负责起草这份布告的是当时的《红星报》主编、有“军中秀才”之称的陆定一。他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一共26句，全部内文共156个字，语言浅显、朗朗上口、易记易传，准确而简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表明红军是军纪严明的军队，还向彝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布告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并从此传播开来。
布告起草完成后，刻印工作交给了当时负责出版的总政治部秘书科文书科科长赵发生承担。赵发生字写得好，是一个肯动脑筋、非常能干的人。接到任务后，为了能把布告印得大一些，他将布告分刻在两张蜡纸上，又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拼印在一张纸上，几乎看不出拼接的痕迹。印出的布告，字迹优美、醒目，大小也适于张贴。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布告起草者陆定一看后都十分满意。
这份布告一经粘贴和发放，就在当地的彝族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加之红军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很快取得成效，深入凉山各族人民心中，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提供了可靠保证。
八路军木刻宣传画
莫里斯·沃陶，美国记者，1922年至1949年间在上海和重庆工作、生活。1944年6月，沃陶作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代表，跟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到达延安。这次访问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访报道，参观团中还包括哈里森·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冈瑟·斯坦因等著名外国记者、一些国统区大报记者和部分国民党官员。参观团抵达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接见了参观团。在延安访问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外国记者们用笔和相机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回到重庆后，时为国民党宣传部雇员的沃陶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抹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而是撰写了《我从陕北回来》，如实介绍了他的陕北之行。
这套八路军木刻宣传画就是沃陶在延安时，朱德赠送给他的。1977年，沃陶将这套宣传画转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中国史助教罗伯特·萨默斯博士。1979年，美国明清史代表团计划来中国访问。罗伯特·萨默斯得知此事后，便请代表团团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教授在访华时将宣传画带回中国，作为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珍贵见证。6月29日，魏克曼教授在回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宦乡的宴会上将其赠送给社科院。同年7月，为筹备《朱德同志纪念展览》，社科院将此宣传画转交我馆保管及研究。
毛泽东、朱德签署的长汀赤卫队委任令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福建长汀城南长岭寨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3门，炮弹百余发，以及一批物资。占领长汀后，红四军建立了长汀县革命政权，并对部队主力进行整编。期间，毛泽东、朱德指示红四军协助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长汀赤卫队，招收了60余名贫苦工农青年，并拨20支枪武装赤卫队，同时选派军事干部帮助训练。4月，长汀赤卫队随红四军转战赣南。在江西于都，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林俊由赤卫队队长调任副党代表，另由王廷瑛接任赤卫队队长一职。之后，长汀赤卫队发展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的骨干力量，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贺龙为夏拿古瓦颁发的委任令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翻越中甸雪山，进入藏族居住区。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开始积极为红军当向导，还帮助红军找住房、买粮食，有的藏民还把家里的粮、油、肉、糖、酥油送给红军，但红军都坚持照价付款。归化寺的“八大老僧”看到红军确实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决定与红军会谈。贺龙热情接待了喇嘛寺的代表夏拿古瓦，向他解释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希望他们帮助红军筹备粮秣，为红军顺利通过藏区提供方便。为表示诚意，贺龙还亲自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八大老僧”被红军高级将领诚恳和蔼的态度和作法所感动，决定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青稞、食盐等物资给红军。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就筹集粮秣约10万斤。夏拿古瓦更是为红军日夜奔走。为此，贺龙为夏拿古瓦颁发了委任令，“兹委任夏拿古瓦同志任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与本军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体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拿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稍事为难，是为至要。此令。主席贺龙。”就这样，红军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中甸藏区和茫茫草原。
毛泽东签发的委任何长工为抗大第四大队队长的命令
何长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6年10月，他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结业后转入第二期继续学习。1937年7月，抗大第二期毕业，所有学员被分成14个队，其中第一至第八队均是红军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和一个女生区队被统编为第四大队，基本都是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何长工任第十一队队长，后来接替聂鹤亭担任第四大队队长。
这件命令是1937年5月3日签发的，当时抗大校长虽然是林彪，但由于第二期学员数量增加，办学规模扩大，学校为此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工作。所以，这件命令是由毛泽东签发的。
中共绥德地委奉联防军司令部命令发布的通知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国民党则于1943年5月后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担负起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部队的军事指挥，阻止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和骚扰，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机关绝对安全的重任。1943年8月20日，为统一绥（德）米（脂）警备区军事指挥与对外统战工作，中共绥德地委奉联防军司令部命令发布通知，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徐向前兼任绥（德）米（脂）警备区及一二○师独一旅司令员，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及一二○师独一旅政委，并对其职权范围、河防指挥与渡口管理、统战接洽、招待事宜等作出相应指示。
绥德地委印发的习仲勋在边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7月初，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北线作战的意图。随即，紧连北线榆林、横山的绥德分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北线的备战工作。8日，习仲勋在会上作《陕甘宁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目前的国际形势；二、国共谈判和内战形势；三、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四、反对我们队伍中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五、边区的土地问题和群众运动。习仲勋的报告对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和纠正干部思想作风等作出重要指示，以达到加强内部团结、改进各方面工作、准备战胜敌人的目的。7月24日，绥德地委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印发了习仲勋的这篇报告。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宣传画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共18条，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享受的各种优待进行了明确规定，涉及到土地分配、耕种、税收、购物、交通、子女读书、红军退休、受伤及牺牲后的优抚工作、保护军婚等多个方面。它的颁行，在切实保障红军利益、安定军心的同时，也极大调动了人们参加红军的热情，对于提高红军战斗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1933年在苏区出版的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8条优待内容的宣传画。它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展示了红军的优待政策，使长期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状态下的人们耳目一新，对土地革命时期密切军民关系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年代久远，这套宣传画已经不完整，仅保留了第四、第五、第十四至第十八条内容。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联名给王贵福的公函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军人为保家卫国抛妻弃子，走上前线。为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安定抗战军属的生活，提高抗战军属的社会地位，借此鼓励前方将士杀敌决心，促使后方民众踊跃服役，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加大对抗战军属的优待工作。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对优待对象、优待机构、优待办法以及享受优待的次序都作了明确规定。
这封由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联名给王贵福的函，发出于抗日战争初期。信中所写王贵福的家人王贵标随新四军出发抗战，家属可填写救济请求书向当地政府请求优待。王贵标1939年在安徽作战时牺牲，年仅22岁。
《新党员训练大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的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急需补充大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红军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于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初、中、高级干部和特种军事干部，在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促进部队专业分队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学校还在各个战略区建立若干分校，翻印这本小册子的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是湘赣苏区于1932年春建立的，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进行了扩编，由王震任校长。
《新党员训练大纲》是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作了细致的说明。
1933年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印制的当前全国政治形势图
工农红军学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专业干部的学校。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创办了红军教导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培训干部的机构。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长工先后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
这幅地图是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为向学员讲授军事、政治课程，而专门印制的当前全国政治形势图，图中分析了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两条道路是：“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所以要号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动员起来，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全部胜利，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在抢渡湘江前绘制的地图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灌阳、兴安、全州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的企图。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此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张地图是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在抢渡湘江前绘制的，重点标出了红军在灌阳、兴安、全州这三个地区之间的行军路线。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初，1934年10月13日，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重新规定了军委和各军团的代号：军委代号“红星”，军委各部一概冠以“红星”，如军委总司令部为“红星司令部”，总政治部为“红星政治部”等，并规定这些代名自10月15日开始使用。这张路线图是原冶金工业部鄂西矿务局局长周永柏在1955年出差路过遵义时偶然得到的，后历经辗转，于1959年3月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拨交我馆。
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对比形势图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年，此时战争形势已经开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断扩大解放区的面积，并开始进行局部反攻。
这幅地图重点对比了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不同作战态势和取得的战果。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进行光复国土、解放同胞的战斗时，国民党军依然在失败，4个省城、146个县城、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甚至丢失了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正如图中所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前进、胜利、增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后退、失败、削弱！”事实胜于雄辩，从这幅地图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是抗战反攻的主力”。
《全国大反攻形势略图》
这幅地图表现了1947年6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陈毅和粟裕、陈赓和谢富治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率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同年9月14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中明确点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七月间，我〈晋〉冀鲁豫及山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击，在鲁中、鲁南各地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鲁西南，连续歼灭敌九个半旅，获得空前的大胜利。八月十一日，我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越过陇海路，接着渡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如入无人之境，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别山地区，威震长江南北。八月十二曰，我苏北人民解放军大捷于盐城，歼灭蒋伪军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八月二十日，我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人民解放军，在米脂以北，歼灭胡宗南之整编第三十六师，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八月二十三日，我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周、秦基伟诸将军所部，在洛阳、陕县间南渡黄河，进入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九月八日，我陈毅、粟裕、陈士集、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人民解放军，进入争西南，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蒋军五十七师全部。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上，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已经转入反攻；长江以北诸省的伟大解放战争已经揭幕了，我们已经打到蒋介石的后方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的攻势，加上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平汉北段的攻势，我东北、热河、冀东人民解放军早已于五月间就开始了的伟大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总形势。”这幅地图表现了各支部队向各个方向出击，汇成了全面反攻的态势，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红六军与红四军会师前在新口嘴、老新口歼敌的捷报
在战争年代，每每取得重大战役或战斗胜利，军队都会印发捷报，报送上级单位并张贴到大街小巷，将胜利的消息传遍四方，提振士气，激励军人们不断奋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1930年2月5日，按照鄂西特委的指示，鄂西中央独立师1、2纵队于监利汪家桥会师改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为孙德清，政委为周逸群。1930年7月4日，红六军与红四军在湖北公安县的南平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这份捷报就是红六军与红四军会师前在新口嘴、老新口歼敌的捷报。这份捷报中的红三军应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西红四军的误称，贺龙任军长的红三军是1931年3月由红二军团改编而成。捷报中的红六军则指鄂西红六军，是由鄂西红军中央独立师改编的。独立师前身系鄂西洪湖地区由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几支革命武装，后合编成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分两个纵队。
《解放区捷报》
1945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中国战场开始对日军发起战略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发布七道反攻命令。
这份捷报记录了华北、华中、华南百万雄师,接到命令后，先后整装出动,向所有城镇和交通要道两侧,大举进攻。各地民兵亦持各式武器随军行动，攻城、袭敌、破路。中华男儿正以坚决战斗动作，最后解决日本帝国主义。
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为抢夺和独霸抗战果实，阻止敌后共产党抗日军队受降。朱德总司令以说帖致苏、美、英三国政府，提出延安总部指挥下的一切抗日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新华社在1948年7月26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毛泽东等人审时度势，组织发动解放军进行夏季作战，先后夺取了豫东战场、华东战场、晋中战场、中原战场、华北北部战场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1948年7月26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12月，纸质，31.5厘米×36.8厘米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条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企图以此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伺机卷土重来。
对此，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反动派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还满怀激情地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红军学校发给第四期学员陈莲深的毕业证书
自1931年创办至1933年秋，红军学校共办六期，培训了1万余名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其中，第四期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一共招收学员2000余名。当时，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命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调任红军学校，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根据黄埔军校的经验认真办学，为党和红军培养了很多政治和军事人才。这是发给第四期学员陈莲深的毕业证书。中央红军长征过湘江时，这张毕业证被江水浸湿，揉损较为严重，但陈莲深仍把它带在身边，并小心收藏。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到我馆参观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时，将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捐赠我馆。
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即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6月1日，“红大”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迁址延安。从1936年6月成立到1945年8月完成历史使命，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抗大共培养了八期学员，计10余万名军政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这张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发布于1937年1月，当时招收的是第二期学员，就是从这一期开始，抗大采取公开招生的方式。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
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离，并没有负责抗大的具体工作。当时的专职教员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杜平斋、柳青等，此外，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担任过授课任务。这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就是发给那些为培养中国军事政治人才而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教职员工们的。证章上有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红五星、镰刀、锤子，以及象征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钢枪。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毛泽东选集》题解中认为“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做过讲演。”而新华书店1949年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到了“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文中着重讲述了“持久战”这一观点，也被认为是《论持久战》的姊妹篇。全文共五章，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大特点：1、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2、敌人强大；3、红军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并围绕着这四大特点，提出了相对应的战略及战术，强调了战略上的“持久战”以及战术上的“速决战”，为革命的阶级战争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战略指导。该文被收录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该书为正报社图书部1947年12月香港再版。
《联合战线与中国抗战》
该书为解放出版社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初版，原著者为朱德·毛泽东，由曹荣三编译。书中共收录了六篇文章：1、孙逸仙的《两大政党需要合作（总理遗书）》；2、宋庆龄的《两大政党统一后之企望》；3、毛泽东的《论联合战线之新政策》；4、朱德的《联合战线成立后的迫切任务》；5、毛泽东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抗战前途》；6、《联合战线之抗日救国总纲领》。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侵略，唯有一致对外，才能争取到最终的胜利。毛泽东在《论联合战线之新政策》中提到“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中国现在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假如他们仍继续战争，从事内战，结果于抗日运动上是不利的。”并在《联合战线与中国抗战前途》中提出，三种条件能够保证我们的胜利：1、中国反日联合战线的成立；2、世界反日战线之组成；3、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朱德在《联合战线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提到“所谓恐日病，只是自己脑子里的魔鬼造出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怪物，”解释了中国把握着最终胜利的原因。该书在卷首部分分别附有毛泽东与朱德的近影。
《我们怎样打退敌人》
该书为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新群丛书》第一种，初版。丛书文章均选自《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稿件，旨在团结民众，帮助抗战。本书为八路军抗战实践经验总结文集。首篇文章为朱德的《八路军半年来的抗战经验与教训》，该文全面总结了1937年8月以来，半年中八路军转战多地所取得的抗战经验和教训，对各次战役作了详细的陈述分析，指出应采用运动游击战并适当配合扼守要点的阵地战以逐步削弱和消灭敌人，同时必须发动广大的民众以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本书还收录了任弼时的《山西抗战的回忆》、林彪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刘伯承的《我们怎样打退正太路南进的敌人》、项英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这些文章分别总结了山西、平型关、正太路以南和南方地区抗战的相关经验。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创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解放社在1938年5月30日发行的《解放》杂志第40期上最早对其进行了全文刊登，随后全国各出版单位也相继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单行本。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普遍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而将战局目光集中在了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上，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创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战略角度上剖析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该文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指挥关系”六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利用游击战争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基本原则问题，对抗日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该文被收录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该书由新华日报馆1938年6月25日出版。
《抗战言论选集》
该《抗战言论选集》收录了彭德怀在八路军干部会上的演讲稿《坚持华北抗战》，徐向前的《怎样巩固扩大冀南抗日根据地与坚持冀南游击战争》，邓小平的《巩固团结冀南抗战》、《坚苦奋斗中的冀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卷尾特载了宋任穷的《纪念双十节，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一文。彭德怀在文章中对华北地区抗日形势做出分析，列举了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得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能争取最后抗战的胜利的结论。徐向前从游击战术方面指出怎样在冀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邓小平的三篇文章回顾了八路军在冀南做出的艰苦奋斗，分析了冀南当时的抗战局面以及如何克服在敌后方两种不同路线的摩擦，巩固团结统一战线的问题。封底印有定价和代售处。
《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解放社在7月1日发行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上以《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么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为题对其进行了全文刊登，随后全国大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各种版本的《论持久战》单行本。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亡国论”与“速胜论”甚嚣尘上，主导了当时的舆论，毛泽东同志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日战争初期所总结的经验和客观规律，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将抗日战争科学的划分成“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并在文中指出我军应该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为手段，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抗战最终胜利的目的。该文被全文收录至《毛主席选集》第二卷中，被后人评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享有“当代东方军事理论巨著”的美誉。该书为大众出版社1938年12月再版。
《游击战争》
该书由东方出版社1938年11月出版，共收录了11篇文章。分别为1、朱德著《抗日游击战争》；2、罗瑞卿著《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3、铁人著《抗日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4、郭化若著《抗日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5、陈伯钧著《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6、水侠著《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破坏》；7、徐向前著《展开河北的游击战争》；8、萧克著《论平地游击战》；9、项英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0、陈昌浩著《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冀察晋边区》；11、杨松著《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该书从总论、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和经验与教训四个方面介绍了游击战争，为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战略指导，为配合与争取全国抗战进一步胜利提供了战术支持。
周恩来赠给王席君的题词
这一题词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一次演讲会前题赠给王席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教育界、经济界、实业界从事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于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创立的。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一次演讲，内容是“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地点定在巴蜀学校操场。演讲开始前，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的孙起孟介绍当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旬刊工作的王席君与周恩来见面。王席君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欣然同意，当即拿出钢笔，写下“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几个字并署名。王席君非常珍视这一题词，妥善保存、小心珍藏了将近40年，直到1978年，将其捐赠我馆。
《游击战争纪实》手稿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粘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肿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这是陈毅所写的《游击战争纪实》词，又被称作《赣南游击词》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他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生活。《游击战争纪实》描绘了当年游击队员的艰苦岁月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项英等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开展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中，队员们想尽各种办法与敌人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粉碎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党组织的革命力量。
《游击战争纪实》的原文作于1936年夏，这篇手稿是陈毅20世纪60年代重写这首词的修改稿。1975年11月，陈毅之子陈昊苏将这件珍贵的手稿捐赠给我馆。
朱德亲手绘制的战略形势草图
军事地图是为进行军事战略、战术部署和指挥行军战斗而专门绘制的一种地图。
1929年元旦伊始，湘赣敌军调集6个旅总计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前委决定红军主力出击赣南，吸引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危。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部队经遂川大汾、左安，跳出了敌人的重围，进入了赣南地区的上犹、崇义。1月22日，红四军主力攻占了大余县城。停留了两三天后，继而向东南方向前进，经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境内。这张朱德亲手绘制的战略形势草图就描述了当年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南下至寻乌的行军路线。
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展期：2017/7/26 - 9/26
展厅：国家博物馆 北10展厅
票务：免费